記得旅日作家劉黎兒寫過一篇文章，說日本有許多女人自認有兩個「自己」，性格與價值觀完全相反，為了變得更幸福，這些人便開始遂行一種尋找自己的遊戲。姑且不論這是否又是另一種精巧的資本主義陷阱，讀過之後覺得，在網上作心理測驗，腦性別偏女性的我，身體裡好像也有兩個「我」。
聽來有點詭異，不過仔細判斷，並不是人格分裂那種。心理學家大概會說，這是一種過剩的自戀症，想藉多重人格的願望迴避現狀，轉嫁責任。從前電影戲劇看太多，總以為這些專業人士類神，光靠察言觀色就能悟出對方心理波動，非常佩服。等真正接觸過心理治療後，發覺那其實是一種幽微技巧，只要透過訓練就能獲得，不是某種無法捉摸言傳的天啟神授。從補習班畢業的God，頓時神性銳減。
說穿了，兩個「我」運作的原動力，類似一種對相制衡穩定力量的需求，一種中立的力量，抽象的，只單獨一方並沒有具體主宰力，非《二十四個比利》那樣，腦中聚燈光一打，誰站在舞台誰就是老大。不需藉著還有另一個我來解釋自己的不完美，不完美是事實且必要，只是想讓自己保持不失衡，不論站立或跌倒。靜水深流，才是「他」們最常展現出的模樣。
當友人老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嚴肅或嬉鬧時，總在心底莞爾，因為那對我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面貌，兩個「我」都是我，兩個「我」也都不只是我。「我」若完成了，我也就不需存在。如蒙面革命者馬可仕所言：「人們總是成為他們所要的。」一旦不需要成為，人只能灰飛煙滅。
＊
脫離規訓成習的生活後，另一個「我」的面目開始清晰起來，這一兩年遂逐漸覺得，如果不以外表特質人生歷練為判準，自己是個無法用年紀來定義的人也說不定。例如對記憶的無法抗拒。
記憶與人的沉澱有關。沉澱，讓人聯想到年紀的累積，不過在年輕的身體裡有老靈魂，像這樣的人，我覺得還是有的。況且若以前者作推論，人應該越累積越聰明才對，但有時我們發現這顯然跟現實相左。也許每個人都是這樣，有時年輕，有時老，不一定總有固著週期，年輕或老，約莫是不同比例排列組合。當然，表面上我們仍須符合世俗標準行事，表現出你這個年紀該有的行為，努力不被社會「排除」，但真正能打動我們的元素，卻通常無法被那些標準化的努力給簡單「注入」。
人的年紀大些，經歷的事情一多，難免想忘也忘不掉。不過若是深刻到無法忘懷的東西，就算年紀不到，還是有可能會被篩存下來。身體裡的老靈魂，另一個「我」，對那些東西起了共鳴，嗅到怡人的甜味或淳厚的苦味，忍不住搖了搖身邊睡著的那一個「我」，然後整個我便跟著醒來了。
醒來，發現自己在過往那些虛擬幻境的描寫中代入大量回憶。飄渺曖昧如夢境。
以一種轉化過的姿態，過往和現實互相依偎，虛妄與承諾左右織就。透過轉化，讓那些即將隨著時間洪流沖逝的回憶，以適合收納進靈魂的形式封存起來，不為別的，只是想更瀟灑去遺忘，希冀不再被那些若有似無的沾黏滑膩觸感困擾，纏著手腳不放。當那些回憶逐漸築成穩固踏腳石，「我」自然會放開手，收斂雙眼，調勻呼吸，重新引出埋藏在身體裡的輕盈感。
否則，一逕粗魯寡情地去遺忘，或反過來，濫情強留那些老舊卻無歷史感的記憶，只會徒增疲憊。
＊
佛洛伊德說：「所謂文學，不過是受挫欲望的替代性滿足。」初聽到這句話頗介意，彷彿這是人生失敗者緊吸著不放的奶嘴救贖－－文學總被視為無用的，或者，稍稍提昇一點，被當成政治或科學這些有用之物的工具－－後來知道，雖然文學家和心理分析學家同是人類心靈的探索者，但人類「心靈的生態」有其時代性，是不斷與時俱進和未來相連，而心理分析卻注定無法擺脫它「浪漫主義末期」的歷史侷限。那是一種技巧，並不具神秘性，但這恰好又是文學的核心，以無追有，不啻緣木求魚。
以文學之眼觀照理性之心的蘇珊‧桑塔格則顯得溫柔一點：「每個作家都在尋找一個理想形式，在裡面可以放入所有纏繞於心的所有關注，以及最瞭解的事物。」若以個人為規模的話，每個試圖謄寫己身記憶的人，都可看作專屬於自己的作家。把那些過往碎屑般的東西記下當作文學，被任重道遠的批評者認為太虛妄自大也無妨，對身體中某個「我」而言，那就是一種「理想形式」的展現，一種「纏繞於心」的塑夢行為。夢，原本就是以替自己施行為前提。
即使如此，一次就夠了，為甚麼還要浪費時間不斷作夢？人會不斷作夢，正是為了遺忘然後再作下一個夢，就像作家替一個故事寫下結局，是為了再寫出另一個故事。最終某一天，這輩子累積的故事會集合串連起來，內化成一幅完整歷史：「我」觸摸，「我」書寫，然後我完成。
凡此種種，透過具現化思想，試圖達到與身體裡的無數自我產生聯繫的可能，不論最後的目的是為了找尋幸福，還是求取生命的答案。若要為寫作安個夠體面的意義，我想，這樣的理由，應該足夠寫到底了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